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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场次话剧《萧红》:萧红的“乡愁”与作者的成全

来源:省艺术研究院 发布时间: 2018-09-19 09:16:19 撰稿人:陈鸿莉 淡 水 浏览次数:96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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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齐齐哈尔市话剧团创作的无场次话剧《萧红》,观来恰如萧红“散文化小说”所给人的印象,剧情之间流动着自由的诗意与情绪。年仅 31岁的女作家萧红,虽然生命和创作经历短暂,但其一生丰富的痛苦,总是吸引着人们不断对她的生平产生兴趣,无论是传记、研究,或是电影等文艺作品的创作,萧红总是极易成为被书写的对象。对于文艺作品而言,传记类题材有其自身的难度与挑战,通过一部百余分钟的电影或是戏剧,无论是想要让不熟悉传主的人看到她的独特,或是让熟悉传主的人看出不一样的味道,都是极大的挑战,基于纪念中国话剧 110周年的创作契机,这出无场次话剧《萧红》,可谓是角度巧妙的一次尝试。编剧将萧红的“乡愁”视为一把开启生命轨迹的钥匙,在为观众打开萧红一生的同时,也将自己对萧红的同情与理解,呈现在读者与观众面前。
  萧红终其一生,都是漂泊的异乡客,虽然她的人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在家乡的呼兰河度过,但父亲的冷漠,却使得家庭成了最初驱逐她的力量。相比起来,祖父和家里的后花园,反而成了萧红生命中真正的心灵栖息地,是其一生流淌在心间的“乡愁”,如萧红所说,她“从祖父那里,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,还有温暖和爱,所以我就向着‘温暖’和‘爱’的方向,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”。祖父在萧红心中的角色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,以至于后来曾有人形容鲁迅待萧红如父亲,萧红却立刻纠正,不是父亲,而是像祖父一样,可见萧红对“祖父”这个形象所寄托的情感。《萧红》的编剧找到了这份“憧憬和追求”,并将其化入笔墨,在忠实于萧红生命轨迹的同时,赋予了其诗意的想象与成全。
  《萧红》全剧共设有十四个场景,选取呼兰河边作为故事的起点,序幕描写农历七月十五,萧红与祖父在河边放河灯,由此借助祖父的口“死了的人,要是顶着一盏河灯,就能找到回家的路”,推开了叙述的笔墨,也道出了全剧“回家”的主题,剧情由此展开。祖父再次出现,是在全剧的第三场,在叙述完萧红与萧军的相识、相恋之后,第三场出现的“祖父的后花园”与二萧最初的感情生命片段,形成一种带有甜蜜、希望的呼应,而在这场戏的结尾,编剧再次点明祖父要带萧红回家的主题,祖父拉起小萧红的手,说着“走啦,跟爷爷回家”,两人一起下场。
  正是一生的漂泊,让萧红不断思恋回不去的这座“后花园”,直至其生命最后,萧红写出的《呼兰河传》,将这段最纯真、充满孩子气的回忆,融进了生命将尽的荒凉之感,不禁让人唏嘘。所谓的“祖父的后花园”式的美好,对于萧红而言,终其一生都只能是梦一场。大概是不忍于此,编剧在剧中“祖父”反复出现,以形式上的编排和虚构,道出了萧红生命轨迹中痛苦的内核,并赋予了其想象中的抚慰。在剧中继而展开的场景中,萧红生命中关键的人际交往与命运转折,一一展开,包括与萧军的热恋、分歧、以及最终的破裂,全剧叙述到萧红生命的结尾,临死前,萧红再次回忆起童年与祖父背诗的
场景,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诗句,再次让“回家”的主题蒙上了一层苍凉之感。在全剧结尾,成年的萧红在舞台上终于与祖父相遇,与童年的萧红一起,走向舞台的深处,由此,这出有关萧红生命的诗意书写缓缓关闭闸门。
  对于传记类题材的戏剧作品而言,受到时空的限制,对传主生命片段的选取、组合,极易让读者、观众对作品留下纪录片、甚至PPT式展演的效果印象。在《萧红》的大多数场景中,编剧都巧妙地避免这种现象,他将传主的生命片段与作品想象编织在一起,从而让全剧在整体上形成一种诗意的想象气息,尤其是剧中对鲁迅与萧红相识片段的叙述。鲁迅在萧红的创作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提携、引路作用。1934年,萧红与萧军从青岛来到举目无亲的上海,在鲁迅的帮助下,得以打开上海文坛的大门,进入左翼作家的行列。《萧红》剧中第六场“金枝产子”,通过《生死场》中片段的表演,呈现出鲁迅阅读《生死场》的场景,继而引出鲁迅与萧红的相见、交谈,由此,也让萧红此后的生命经历、感悟与《生死场》中金枝这个角色的虚构生命,形成互文参照,从而让观众进一步理解萧红生命痛苦的形成。也正是在对上述优点的体味之中,让人不觉对全剧“画外音”的设置,感到留有一些遗憾,剧中借助“画外音”的形式,将萧红的生命片段串接起来,这虽然有效解决了作品的连续性,交待清楚了剧中的前情后果,但如若让这些“画外音”中叙述的作品、场景,如对《生死场》片段的处理一样,通过表演、舞台化的方式,让其承担起叙述的功能,整部作品的剧场效果会更加强烈。
  全剧第九场之后的叙述,主要围绕萧红、萧军二人的情感纠葛展开,其中临汾离别(第十场)、端木的承诺(第十一场)两场,以群像作为情节发生的叙述背景。前者以火车站的嘈杂景象,衬托二萧的离别,写出了战火之下的百姓生活状况,让萧红个体的生命、情感经历,与大时代形成呼应;而后者,“端木的承诺”一场,通过民国文人群像的衬托,写出了萧红与人交往的个性特点,也写出了萧红情感的悲剧所在。萧红与萧军相遇时,怀着汪恩甲的孩子,而与萧军分别,要与端木蕻良结合时,却怀着萧军的孩子,萧红短暂的一生,经历了两次生育的痛苦,却从未真正享受过成为母亲的幸福,更从未真正与孩子的父亲一起经历生育的喜悦,其情感悲剧的背后,是对生命错位更为严酷的体验。
  萧红的一生虽然短暂,其所处的却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时代。其开始文学创作生命的时间,正值“九一八事变”,而其去世时,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。萧红曾将自己形容为鸟,她说“我是女性。女性的天空是低的,羽翼是稀薄的,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!”作家王小妮为萧红写传,以“人鸟低飞”为题,可谓是对其一生一种敏感的概括。萧红个体的悲剧,也是与中国历史变迁交织在一起的悲剧,在中国话剧 110周年之际,通过戏剧的形式再次书写萧红,不仅是向这位女作家致敬,也是对中国话剧所经历的这个百年历史的一次聚焦和叩访。
  话剧《萧红》,作为一出传记类题材的戏剧作品,无论是从叙述角度还是编织形式,都可谓是传记类题材话剧中成功的例子,人们从中看到萧红的痛苦、短暂却丰富的生命,与此同时,我们也看到创作者对萧红的同情、理解,还有通过文艺虚构,对其生命悲剧想象性的成全与安慰。但与此同时,我们对萧红生命的追问并不会就此停止,萧红的悲剧到底为何如此丰富?作为一个女作家,萧红的性格又在其生命悲剧中如何呈现?这些仍旧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、读者和观众去追寻和讨论,这也是这些独特的生命,以及他们的作品所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意义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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